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組成課題組對2011年以來婚姻家庭案件中涉農村房分割的疑難問題進行了調研，在調研的基礎上形成了調研報告，就相關問題的法律適用和裁判規則提出了建議。
一、概述
當前離婚、分家析產、繼承等婚姻家庭案件中，涉農村房分割問題占有較大的比重。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最重要的生活資料之一，農村房對保障農村人口基本生活意義重大。而在目前農村大規模拆遷背景下，農村房因附著的巨大經濟利益更是成為當事人訴訟爭議的焦點。正確處理此類糾紛對于有效化解矛盾、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根據統計，2011年以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判決方式審結婚姻家庭類案件2386件，其中涉及到農村房分割的案件約360件，占到此類案件的15%左右。
由于農村房與我國宅基地制度密切相關，此類案件所涉問題呈現政策性強、區域差別大的特點，涉及婚姻法、繼承法、物權法以及國家土地制度、拆遷政策等協調統一問題，十分復雜，成為了審判實務中疑難問題多發的領域。例如：在“一戶一宅”制度框架下，如何確定宅基地利益主體范圍？“房地一體”原則在實務中如何具體適用，地隨房走、房隨地走如何選擇？離婚訴訟中，一方婚前繼承的農村房屋，婚后拆除重建，離婚時該房屋的性質如何認定？沒有經過審批所建的房屋能否分割，當事人享有何種權利？如何認定家庭成員中對宅基地區位補償價的權利主體，嫁入兒媳是否為適格主體？子女在父母申請的宅基地上所建房屋性質如何認定？拆遷協議被安置人口之外是否還有拆遷利益主體，其權利如何救濟？同為拆遷安置人口，取得的拆遷利益是否相同，區分的標準是什么？
諸如上述所列問題在婚姻家庭類案件中其實很多，而實務中法官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思路不明確，尺度不統一，同案不同判的現象突出。根據抽樣統計，此類案件的二審改發率較其他一般民事案件高出近4.2個百分點，也從側面反應了此類案件的復雜和裁判不統一的程度。通過前期的初步調研，我們認為本課題研究具有很強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需要對實務中反映出的典型問題進行系統總結，全面梳理解讀現行政策，結合對法律的理解分析，歸納出具有指導意義的裁判規范。
因涉及的問題繁多復雜，在撰寫本調研課題內容時，我們嘗試將抽象歸納出來的共性問題與實務中較為突出的個性問題分別予以討論，力圖通過點面結合的方式將相關問題闡釋的更加清晰。同時，在對實體問題進行探討時，針對部分具有典型意義的程序問題我們也進行了歸納總結，提出了意見和建議，以期使得在審理婚姻家庭案件的程序設置上更加合理和規范。
二、婚姻家庭案件中涉農村房分割基礎性問題研究
（一）農村宅基地利益主體認定標準——以“一戶一宅”及“房地一體”原則為切入點
1.存在的問題。隨著我國近年來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推進，尤其是像北京這種發達地區，涉及農村房屋的拆遷大量出現。一旦進入拆遷程序，農村房屋常常會轉化成為巨大的經濟利益；相應的，即便是沒有進入拆遷計劃尤其是城市近郊的農村房屋，也可能蘊含著潛在的可觀經濟價值。而農村房屋體現的經濟價值中，最為重要的通常是宅基地的利益。因此，婚姻家庭類案件，在處理涉及農村房屋及其利益的爭議時，基本上都回避不了宅基地利益的分配。當事人爭議的院落和房屋一般都涉及較長的時間跨度，家庭成員因為婚姻等原因存在遷入、遷出以及部分家庭成員生老病死等情況，房屋亦常有過翻建、擴建等物理形態上的變化。同時，由于宅基地問題的政策性極強，使宅基地利益的分配問題成為審判實踐中的難點問題。
先看三個涉及離婚的案例，三個案例都是夫妻一方因結婚將戶口遷入配偶所在集體經濟組織，并且均是原住民一方在結婚前取得宅基地使用權，但在婚后是否對房屋進行過翻建存在區別。案例一[1]中，法院認定“因該院的房屋是男方婚前所有[2]，婚后雙方在居住期間，雖對該房屋進行過多次裝修并進行了部分添附，但不能改變房屋所有權的歸屬，故女方要求將該房屋作為共同財產并進行分割的主張，缺乏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但男方就共同進行的裝修及添附在離婚時應給付女方一定數額的補償。”案例二、三所涉院落均已拆遷。案例二中[3]，法院認定“雙方婚后擴建的房屋面積，拆遷時獲得的房屋重置成新價款，屬夫妻共同財產，應依法分割”，而對于相關宅基地的拆遷利益完全不予支持，甚至在判決書的事實查明部分對于宅基地的拆遷利益沒有表述。而案例三[4]中，在婚后夫妻雙方對房屋并無翻建的情況下，法院認定女方“結婚后即將自己的戶口遷至涉案院內，且為農業戶口。現因該院已被拆遷，其作為該宅院的使用權人之一對該宅院被拆遷后所取得的宅基地補償款享有自己的份額。”
不難看出，上述案例中，雖然存在所涉院落是否拆遷的區別，但只是宅基地利益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法院對于夫妻一方因結婚而遷入某村，如果婚后雙方對房屋有過翻建、裝飾等行為，那么對房屋利益進行分割并無爭議，但案例一認定“裝修等添附行為不能改變房屋所有權的歸屬”而判定房屋產權人對配偶進行補償；案例二中，法院因夫妻婚后有翻建行為認定房屋為夫妻共同財產，進行了分割。而上述案例最大的分歧，則在于遷入一方在離婚時是否享有原住民一方在結婚前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權利益。案例一中，房屋的裝修、添附尚且改變不了房屋的歸屬，宅基地利益歸屬更無改變之余地；案例二中，婚后共同翻建的房屋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但無法改變宅基地利益歸屬；案例三則認定，一方因結婚將戶口遷至涉案院內，就當然享有宅基地利益。
涉及宅基地利益分割，不僅離婚訴訟中，在分家析產、繼承等案件中亦存在較大的認識分歧。如案例四[5]的分家析產糾紛中，法院認定作為兒子的原告因為參與建房（宅基地使用權人為其父），盡管其已經為居民身份，但有權獲得涉案房屋的拆遷利益，并且明確“因房地一體的特殊屬性，該利益應包括地上物重置價值與對應的土地利益”。案例五的[6]繼承糾紛中，遺產為農村房屋，法院判定房產歸屬于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繼承人甲所有，并由其僅支付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乙繼承人房屋折價款10000元，未考慮宅基地利益的折價。法院的理由為，乙“并非院落所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其主張權利應以地上物價值為限。”
而且，由于不少案件中離婚、分家析產、繼承等法律關系相互交織，使相關宅基地利益主體問題更加復雜，成為困擾審判實務的重要難點之一。
2.問題的分析。關于宅基地利益主體問題的不同認識，主要源于對宅基地使用權的性質等基礎問題存在分歧，尤其是對“一戶一宅”原則的理解存在混亂。另外，從物理形態上看，是“房地一體”，但名義上的宅基地使用權人與房屋實際所有權人往往存在不一致，更是加劇了認識分歧。
（1）理論層面的原因。在我國《物權法》第三編“用益物權”中，規定了宅基地使用權等四種用益物權種類。依據該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的規定，用益物權是對他人所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用益物權是一種古老的物權類型，羅馬法上的用益物權包括地上權、永租權和役權（地役權與人役權）。[7]其后，雖然各國尤其是大陸法系的立法體例以及對用益物權具體類型等存在差別，但包括我國在內的各國理論界對傳統的用益物權問題的研究成果可謂十分豐富。然而，“宅基地一詞帶有濃郁的民族性，為我國法律所獨有。”[8]“宅基地使用權”這一伴隨著我國社會制度以及特定的歷史發展時期而出現的特殊用益物權類型，在理論界還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宅基地制度作為中國土地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非常獨特的以及至今法律和法學界仍糾纏不清的制度品格。”[9]相關研究大多僅停留在結合《物權法》關于“宅基地使用權”的相關規定與傳統類型的用益物權類型進行簡要對比，以期將這個另類的“權利”歸入傳統的用益物權體系。而關于宅基地利益主體、“一戶一宅”原則等牽涉各方切身利益的具體問題，更是研究成果甚少，造成審判實踐的理論支撐不足。
（2）立法層面的原因。從解放初期到土改、人民公社化初期的上世紀60年代初期，農村宅基地的所有權歸農民所有。如1954年憲法第八條就規定“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上述“土地所有權”自然包括國家分配的宅基地。直到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第二十條明確規定，包括宅基地在內的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第四十四、四十五條則規定，社員的房屋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自此，宅基地制度是在土地“公有”背景下所形成的獨特的“所有”與“使用”分離的制度安排。應當說，此后的幾十年里，農民存在使用宅基地的事實和社會習慣與認知，但并未形成相應法律概念上的“宅基地使用權”，不論是在1978年以前很少頒布法律法規的年代里“宅基地使用權”概念不曾存在，1982年頒布的《村鎮建房用地管理條例》亦沒有“宅基地使用權”的規定，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也未涉及農村宅基地的權利問題，即便是1986年頒布、后經過三次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同樣未創制“宅基地使用權”概念。2007年頒布的《物權法》明確規定了“宅基地使用權”，這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宅基地使用權”概念。但是，《物權法》有關“宅基地使用權”的條文只有區區四條，除了明確宅基地使用人對于宅基地占有、使用的權利之外，并無其他有實質內容的干貨。作為專門調整土地問題的《土地管理法》，對于宅基地問題的規定，主要是該法的第六十二條，其主要規定了宅基地的審批程序、“一戶一宅”原則以及“農民出賣、出租住房后，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除此之外，再無相關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據。更常見的是一些全國及地方性的規范性文件，因效力層次比較低，難以成為法院處理案件的法律依據。《物權法》、《土地管理法》是法院處理宅基地問題的主要法律依據，但因相關規定還較為原則并且理解上亦容易出現分歧，容易導致法律適用上的不統一。
（3）行政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原因。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土地狀況、歷史情況等存在差異，法律法規將一些宅基地管理的具體權力授權地方政府。而地方的行政機關尤其是基層村委會在行使相應管理權限時，不能不考慮農村的風俗習慣、村規民約等因素。比如，北京不少農村，如果某家有兩個兒子，在一個兒子已經經審批得到一處宅基地的情況下，另一個兒子則不再另批宅基地，其成家時通常與父母共用父母的宅基地，在父母去世后該宅基地歸同住兒子使用。但由于上述情況并無明確法律規定，造成在父母去世后，其他子女主張繼承相關宅院利益等案件非常常見。另外，宅基地的申請、批準、發證等程序雖較為規范，但審批后的宅基地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房屋的翻建、擴建等以及實際使用權人的變化等情況時有發生，而宅基地使用權人變化情況及房屋所有權的行政管理存在弱化的情況，“房”和“地”權利主體不對應的情況非常常見。另外，房屋的翻建等依照規定應當進行審批，但實踐中農民不經過審批建房的情況比比皆是，農村房屋又無產權登記的硬性要求。而且，即便經過審批建房，也有不少審批表因填寫不規范，造成翻建房屋權利人主體存在爭議。而且，農村房屋、宅基地所涉糾紛一般歷史沿革較為久遠，當事人舉證普遍較為困難，法院查明事實面臨困難。
因此，法官處理相關案件，除了力求準確適用法律，還要兼顧政策、行政管理現狀、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農村宅基地及房屋爭議成為民事審判領域的最難點問題之一就不足為奇了。
3.問題的解決。依據法律規定及通說，宅基地使用權是指農村集體組織的成員享有的在宅基地上建設住宅及附屬設施的權利。所謂宅基地，是指農村集體組織的成員經依法批準用以建造個人住宅及附屬設施的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10]
審判實踐處理婚姻家庭案件的“宅基地利益主體”問題，最主要依據的法律條款是《土地管理法》第62條第1款的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該條的理解，應認為是農民“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主要是就申請而言的，‘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的限制性規定，是基于宅基地的福利性及其所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而對宅基地使用權初始取得的限制，而不是對宅基地使用權繼受取得的限制。”[11]而從上述規定看，原始取得的申請一般是以本集體經濟組織中的“戶”為主體。而“戶”并非一個法律概念，也不簡單等同于生活中存在直系血緣關系的家庭。我們認為，申請宅基地的法定主體資格，實際上是以分家立戶、遷移入戶為準的，前者，一般發生在既有家庭中兒子即將成年、成家立業，符合分戶條件，需要獨立的“婚房”而申請宅基地，也有男至女家并承擔女方老人贍養義務而至女方落戶申請宅基地；后者，整個家庭遷移或即將成年的男子遷移至當地，即可在該地申請宅基地。那么在原始取得情況下，雖然宅基地使用權證上通常只記載戶主一人，但宅基地的保障功能顯然是及于經審批確認的該“戶”的全體人員，他們與戶主一樣均享有平等宅基地的使用權。
“一戶一宅”是在申請宅基地即初始取得宅基地應遵循的原則，并不適用于宅基地使用權繼受取得。根據“房地一體”原則，當事人可以通過經過允許在他人宅基地上建造或參與共同建造房屋，以及通過繼承房屋所有權而取得相應宅基地使用權。
在分家析產案件中，其他家庭成員與宅基地使用權人共同出資出力、建造房屋，有約定從約定。無約定時，除非認定為是對宅基地使用權人的幫助或者債權以外，出資出力人對房屋享有共有份額并無爭議。但分歧在于，出資出力人是否因為對房屋享有共有份額進而享有相應宅基地利益。上述案例四的觀點持肯定態度。宅基地使用權人通過允許其他家庭成員共同建房，根據“房地一體”的現實，實際上其擬制的意思表示是讓渡部分宅基地使用權。由此帶來的另一個爭議，是宅基地使用權人的權利界限問題，即該權利人是否有權讓渡部分宅基地使用權。申言之，就是宅基地使用權人除對宅基地享有占有、使用的權利[12]之外，是否享有一定的處分權。當然，這種處分權依然局限于對使用權的處分。根據《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第四款，“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后，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該條表面上是規定的村民出賣、出租住房的法律后果，但由于房地一體，實際上規定了村民因處分房屋而處分宅基地使用權而產生的喪失再次審批宅基地權利的后果。因此，法律并未禁止對宅基地使用權進行有限制處分的權利。從北京的審判實踐看，法院對于同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間農村房屋買賣合同的效力是認定為有效的。舉重以明輕，法律對于轉讓農村房屋及其宅基地使用權的交易行為尚且不予禁止，那么對于宅基地使用權人因允許其他家庭成員通過共同建房等情況讓渡一部分宅基地使用權的行為，更沒有理由禁止。
在繼承糾紛中，因為作為宅基地使用權人的被繼承人已經死亡，不論是遺囑繼承還是法定繼承人，根據房地一體原則，享有繼承權的繼承人因繼承相應房屋而享有相應宅基地使用權，不因繼承人是否為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而有差異。案例五的觀點，值得商榷。
但對于宅基地的利益主體理解，其基本原則應當是一致的。首先，必須正確理解“一戶一宅”的含義及適用對象，明確宅基地使用權原始取得時的利益主體范圍；其次，其他家庭成員可以通過共同建房或者繼承而繼受取得原宅基地使用權人的相應權利。在家庭成員共同對進行老房翻擴建等情況下，要區分不同主體出資、出力行為的真實意思及性質，界定其對所建房屋享有何種權利，進而判斷其是否可以繼受取得相應的宅基地使用權；再次，應當結合當地的風俗習慣、政策執行狀況等綜合因素，力求公正處理個案。
[1]（2012）一中民終字第7477號
[2]宅基地取得時間也是婚前男方取得
[3]（2011）一中民終字第9850號
[4]（2012）一中民終字第4930號
[5]（2013）一中民終字第9176號
[6]（2015）海民初字5341號
[7] 李康寧：《用益物權客體的三維考察——兼評我國《物權法》第117條》，《法學論壇》2012年第1期，第102頁。
[8] 陳小君、蔣省三：《宅基地適用權制度：規范解析、實踐挑戰及其立法回應》，《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
[9] 鄭尚元：《宅基地使用性質及農民居住權利之保障》，《中國法學》2014年第2期，第142頁。
[10] 參見王利明、楊立新、王軼、程嘯：《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頁。
[11]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下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96頁。
[12]《物權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了宅基地使用權對集體土地有占有和使用的權利。
